文/李凌晨
1946年6月至1947年上半年，是解放战争的第一年。这一年，国民党军全面进攻解放区的战略失败，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拉开了大规模兵团作战的序幕。在这一关键时期，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深入华北解放区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通过实地调研和切身体会，向世界展示了边区政府的日渐壮大和共产党人的初期执政，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的密码，并得出了共产党人必胜的结论。
初入边区政府与薄一波促膝长谈
1946年12月，华北正处于寒冬的沉寂之中，贝尔登第二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第一次是在1933年至1942年，他用记者特有的笔触和镜头，真实记录了新四军这支部队，成为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这一次，随着美国调停中国内战的失败，他再一次开始了在中国的旅途。贝尔登的第一站就是寻找刘伯承将军和参观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他迫切地想了解，地处穷乡僻壤的共产党游击队，是如何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下，不仅坚持了多年抗战，还在抗战中培养了能够与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争夺天下的能力。他们是如何生存的，又是如何壮大的。
当时的晋冀鲁豫军区和边区政府位于河北邯郸附近的小镇冶陶。当贝尔登走进这个只有2000人的山村时，第一感受就是惊奇。这个指挥着30万正规军和100万游击队的军政首脑机关没有任何禁区，门外也不见有人站岗放哨。将军们和地方高级干部如同普通士兵和农民一样，随意在街上走动,根本不需护卫。政府、军队和群众之间充满了安全感和信任感。
在这里，时任晋冀鲁豫军区副政委的薄一波与这位美国记者进行了三天三夜的促膝长谈。他们畅谈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游击战、饥荒、共产党及其政府的组成等。在贝尔登的眼中，这位面颊红润、态度和蔼、面带笑容的人是一位杰出的人物。他头脑冷静、思路清晰，讲话有条不紊，待人热情周到。薄一波为贝尔登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如何在敌后坚持抗战并逐步壮大，到现在具有了与国民党军队进行较量的能力。薄一波告诉贝尔登，中国共产党没有“魔法”，边区政府之所以能在抗战中不断壮大，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地处战略要冲。“自然环境对我们有利。平原和山区可以互为利用，平原为山区生产小麦，山区则为平原提供其所缺少的产品，同时拱卫平原的安全。”二是自给自足的经济。“边区据有冀南平原这一中国最大的产棉区，全国百分之三十六的棉花就出产在这一地区”，“还有一亿多亩耕地”。另外，“太行和太岳山区小麦、小米和高粱丰产有余。同时还有丰富的煤、铁和硫黄等有用的矿产，足够目前的需要”。三是3000万英勇善战的人民支持。“边区人口分为两大类型：山里人和平原人。”“山里人”即山西人，“一向以勤奋俭朴、吃苦耐劳而著称”。抗战不仅没有压垮他们，反而让他们变得“内心和外表都骁勇强悍了”。“平原人”是指冀南、山东和河南一带的群众。燕赵之地，本就多慷慨悲歌之士，面对压迫积极反抗。我们党到来后，不仅教会了他们如何打仗，还教会了他们“如何打得有成效”，“教他们在夺取了农村政权后，如何去巩固它”。
薄一波认为，群众的支援是我们能立足的根本。他引用了彭德怀将军的话形象描绘了这一根本原因：“人民的力量好比是水，刘伯承将军的队伍是鱼，鱼儿只有在水里才能游动自如。”这次谈话给贝尔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让他对共产党的根据地建设有了初步印象。
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新社会即将成型
贝尔登在游历中看到，解放区到处都是一派朝气蓬勃、兴旺发达的气象：从农民游击队发展成为正规军队，从农会发展成为地方政府，从信贷合作社发展成为国家银行。而国民党统治区正好相反，到处是一片暮气沉沉、衰败破落的景象。通过对比，贝尔登总结出解放区成功的三大原因。
“自我生产、自给自足”
国民党自从当政之日起，就向人民敲骨吸髓般地征收重税。1947年，安阳县所征派的兵捐常常是田赋的1000倍以上。当时共产党的根据地处于四面包围之中，与外界的贸易被隔断，几乎没有工业和商业的收益。为了弄清这个问题，贝尔登特地拜访了边区政府副主席兼财政厅厅长戎伍胜（戎子和），请他答疑解惑。这位副主席主管的财政厅只有16个人，却进行着编制预算、征收赋税、发放农业贷款、发行货币、指导银行业务等工作，需要处理3000万人口的财政事务。
戎伍胜讲，1947年晋冀鲁豫边区的开支只有1100万美元，其中，70%来自田赋，10%来自工商业税，5%来自商品出售和关税，其余的来自烟酒税、公营事业收入和印花税。边区的农民虽然也有摊派，但全村人都平均分配，而且大家知道，“这是送给自己的子弟和亲人在那里作战的军队的”。因此，不仅没有抗粮事件，还会“经过簸筛把最饱满的粮食交给政府”。“我们把收入的百分之五十用于军费，百分之二十用于政府人员薪俸和行政开支，百分之十用于教育，百分之八用于工业建设，百分之五用于公共保健，百分之四用于司法公安工作。剩余的留作储备。”如此小的预算能够支撑起庞大的战争，是因为一是干部自愿放弃待遇，上下一心，不要报酬；二是政府设置简单，整体开支小；三是开展了大生产劳动；四是监督程序完善，没有贪污舞弊。
日渐成熟的金融体系
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政府的金融体系已濒临崩溃。而解放区的冀南银行及其金融体系日渐成熟，其发展过程“从一无所有到逐渐有了放款的合作社，然后办起地方银行”。所发行的冀南币通过一系列的政策与活动，在人民中建立了越来越高的信用。1947年初，贝尔登进入边区时，5元国民党法币可兑换1元边区币，但随着共产党军队的不断胜利，兑换率达到8元法币兑1元边区币，而后方游击区的兑换率也达到8元法币兑1元边区币。由于人民的信任，在1948年8月，兑换率已经高达1500元法币兑1元边区币，不久之后甚至到达10000元法币兑1元边区币。
贝尔登写道，边区银行几乎经历了金融行业所遇到的所有困境和难题，但更多了一份忘我的牺牲精神。冀南银行又被称为“马背上的银行”，其工作人员“像杂货铺的伙计，敌人一来，他们就把算盘、毛笔、钱和账簿打进背包，腰里别上两枚手榴弹，背着他的银行迅速转移”。当时所有的储备金都埋在地下或藏在山洞中，而银行营业处的金银只要超过1000两，就必须埋藏起来。如何保存银行储备金，是一个极具挑战和相当冒险的工作。这不仅需要严密的工作制度和秘密的环境，更要依靠“人民的爱国心和干部的可靠性”。
这种秘密行动一般由银行经理、出纳和一个党员三人进行。这三人都仔细将地形默记在心里，然后离去，不允许有任何纸质记录和地图记号。戎伍胜对贝尔登说：“一个人死了，不要紧；两个人死了，关系也不大；若是三个人都死了，财宝可就等于丢掉了。”但在银行成立七八年的历史中，埋藏的财宝只丢过一回。当时情况紧急，只有两个人负责埋藏680多公斤的银子。其中一人死了，另一人记不清银子埋在什么地方。因为不让留存地图，也不让作任何书面记录，搜寻人员在大致的范围挖了一遍，一无所获。每年银行检查员还要查看一次埋藏的财宝，每次查看之后还要立即找一个新的埋藏地点。
随后，戎伍胜还向贝尔登介绍了游击区的银行工作，那里的工作更特殊，没有银行大楼，也不挂银行招牌。银行一般设在普通的土屋子里，凭代号找，如1号、12号之类。银行工作人员就在一间黑屋子里，点着一盏小油灯办公。日军以及后来的国民党军队专找银行，所以任何金银都不能放在敌后，而必须送到后方基地去。地下工作者建立了地下交通线，在崇高理想和严谨制度的保障下，一次次完成了运输任务，从未让金银落入敌人手中。
在当时的环境里，冀南银行是绝对的秘密。为了让世界理解解放战争的正义性，共产党向贝尔登全面介绍了冀南银行的起家、运作方式和储备金的埋藏方法。虽然这一切随着时间的流逝都已不再是秘密，但当时的开诚布公，确实让人感动。
1941年8月，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在山西辽县桐峪镇召开，随后成立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图为会后参议员合影
土改给农村带来深刻变化
为更好地了解土地改革与华北农民奋起斗争的关系，贝尔登花费了大量时间到地方干部和农民群众中采访并进行考察，并真实地记录了下来。他记录下的石壁村斗争清算地主王常盈的具体事例，就生动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开展土地革命的策略和这一革命的艰巨性、复杂性。
王常盈是石壁村村长，也是村子里最大的地主，共产党到来之前，村子里并没有人敢站起来造他的反。共产党的工作组来到村子里后，通过秘密串联、发动贫苦群众诉苦、秘密开会等方式启发民智。农民夜里的会谈被王常盈发现后，开始并未引起工作组的重视，直至一个参会的农民被杀害，共产党的干部才意识到自己对反革命势力的麻痹大意。为了打击反动势力，共产党的干部决定为死者举行追悼大会，通过这种方式重振群众参加土改的信心。干部们带着一队最积极的农民抓获了王常盈，但他的儿子逃走了。在群众大会上，“大约80人前来控诉王”，罪行包括出卖抗日人士给日军、抢占民众粮食、杀害村民等。会上，愤怒的村民甚至将王常盈吊在树上。“群众围在他悬着的身体周围，怒目而视，咒骂不停。有人弯腰往他脸上吐口水，还有人对着他耳朵怒吼。”最后，这个恶贯满盈的地主被群众处决了。石壁村的群众翻了身，并通过多次开会协商，将地主家的土地、家具、粮食、棉花、布匹等进行了分配。地主被斗倒了，农民协会成立了，石壁村的贫困农民终于翻了身，共产党也在村子里扎下了根。
但随之而来的是地主的儿子带领着“还乡团”回来报仇，将整个村庄付之一炬。在短短一个月时间内，石壁村附近的几个村子就有11人惨遭杀害，致使“这场斗争已经远远超过了翻身运动的范围，俨然是一场战争了”。为了保护劳动成果，村里组织了民兵，县政府成立了武装大队。“在这支武装力量的保护下，各村逐渐恢复了安宁。”
贝尔登在采访中发现，土改后的解放区出现了各种新的现象。比如村子里庙宇尚在，但已无人烧香了。人们对他说：“菩萨没有给咱们带来一点好处，可八路军给咱们带来的好处说也说不完。”贝尔登在记录本上写道：人民开始破除迷信，再也不去拜菩萨求狐仙，再也不相信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而是相信依靠共产党组织，依靠自己的革命斗争，才能真正翻身做主人。许多农民因为生活有结余，开始主动学习算术，进行记账。贝尔登记录了一名叫石玉利的农民所记的账。他家有6口人，种12亩地，一年下来，有了19.1美元的盈余和4个月的粮食（小米）储备。妇女的地位也起了很大的变化。以前她们根本不被允许出门；而现在，不管是白天还是夜里，她们都能和男人们一起参加劳动，参加各种会议。自此，贝尔登得出了一个结论：“华北的农民会以顽强的战斗来保卫自己的政府，支援解放军，反对蒋介石。”
两年后，贝尔登完成了《中国震撼世界》这本书，记录了自己在晋冀鲁豫边区的游历和见闻。书中写道：“人心向背的急剧改变，乃是共产党在中国取得胜利的最直接原因。”这本书写成后，引来了“麦卡锡主义”者的诽谤和打击。贝尔登宁可将书雪藏，也坚持不改一字，充分体现了这位战地记者的操守和担当。1950年，这本书的中译本才开始在香港《新晚报》上连载。1970年，毛泽东会见斯诺时，曾提到贝尔登的《中国震撼世界》这本书，说它完全可以与《西行漫记》相比。1971年，贝尔登应邀来华，周恩来总理还接见了他。1989年6月，贝尔登在巴黎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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